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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学沙龙︱吴政纬:中国第一代明清史家发现“朝鲜”的契机

2019-10-14 13:39:47阅读:74评论:

受清朝文字狱等文化政策的影响,1930年月的部门汗青学家对清朝遗留的文献抱有强烈的猜忌,朝鲜文献是以显得珍贵而主要。在清入关前史、明清之际,以及清代前期等课题上,朝鲜文献的雄厚记述成为明清史家赖以立论的资源。今天重思这段进程,我们应该若何对待朝鲜文献史料?

四川大学汗青文化学院中国史青年学术沙龙近期邀请台湾大学汗青系博士生吴政纬做了题为“明清史研究与域外文献——以朝鲜为中心”的申报,彭湃新闻(www.thepaper.cn)经授权摘要注销,以飨读者。吴政纬著有《眷眷明朝:朝鲜士人的中国论说与文化心态》(2015)、《从汉城到燕京:朝鲜使者眼中的东亚世界》(2017),研究范畴为明清史、中朝关系史,今朝关心的课题是十九世纪的东亚书籍环流。 本文经吴政纬师长审定,小题目为编者所拟。

吴政纬在讲座现场

我今天要测验“从一位明清史学徒”的目光来梳理“域外汉籍”研究的脉络,尤其近年来备受存眷的朝鲜文献。我一向非常好奇,中国第一代明清史学者在什么样的脉络下“碰见”、“发现”,进而研究朝鲜文献。用我本身的话来说:“朝鲜若何进入明清史家的视界”?

在此次的申报中,我筹算用几个故事和我较熟悉的史料串联起往返答这些问题,商量域外汉籍与明清史研究的关系,尤其是以朝鲜为中心。今朝我认为整个成长的脉络有三个主要的面向,第一点是清朝的文化政策及其影响,第二点清末民初的念书人,尤其是汗青学家,他如何和日本的东瀛史学家沟通与匹敌。第三点是科学化的汗青学带来的影响。限于时间,今天只能向人人申报第一点。

文字狱配景下的书籍畅通

我们先回到熟悉的“清代文字狱”的脉络里面,例如蔡显(1697-1767)的《闲渔闲闲录》案。蔡显不是什么朝廷大员,也没有什么超卓的政绩,能够说是一样的念书人。蔡显在雍正七年(1729)中举,到处所上任官,然后写了一些著作。我们之所以存眷他,是因为他在1760年摆布,五十几岁的时候,起头刊刻他的七种著作,这个出书运动一向到1727年摆布,个中就包罗《闲渔闲闲录》。

在曩昔出书手艺门槛较高的时候,不是人人都有能力刊刻本身的文集或著作。如日本学者大木康所说,从明朝中晚期起头,出书手艺的刷新,成本降低,贩夫走卒都能到场出书事业。个中不少工资了强调本身的声势或许强大本身的名望,在书的前面列举了非常多的编纂和赞助名单,同样的情形显现在《闲渔闲闲录》。第二个是古代的念书人喜欢抄书,汇集成一本书。蔡显便摘录了他感觉很好的诗词,例如“夺朱非正色,异种也称王。”他其实讲的是“紫牡丹”,没有其他的意思,但对于经手查办的清朝官员而言,这显然是一种嘲讽。

蔡显在1767年碰到大麻烦,他带着本身的著作跑到松江衙门投案自首。为什么会投案?因为在他的故里那一带有非常多的士绅,认为蔡显的著作有“怨望讪谤”之语,于是在本地张贴字帖、字报,上头说要密告蔡显。蔡显感应害怕,便自行将整个过程写了下来,自动跑到官府投案。后来此事经松江府知府钟光豫(1720-1789)、两江总督高晋、江苏巡抚明德审阅,高晋、明德发现里头摘录的诗文问题很大,遂酿成大案,连累很多人,官方也起头追索《闲渔闲闲录》。

如今透过档案重建这个案子,研究者发现无论是两江总督,或处所上的松江知府,他们都费了很大的气力处理这件事,最终却没有法子追回悉数的书籍,因为这些书已经跑到贸易的畅通收集中。加拿大学者卜正民(Timothy Brook)在《明代社会与国度》就有一章谈到这个概念,他说我们读了这些关于“文字狱”的奏疏、自白书之后,能够获得一些什么样的信息?卜正民指出清代中叶今后有大量的贸易畅通,而清朝没有治理书籍的专责单元单子,或许专门搜检书籍的行政组织,所以官方在追查书籍的时候只能依靠现有的权要系统,导致查禁图书非常难题。书籍既然是沿循着贸易而非私人治理披发,则官方永远无法追回悉数的书籍。

我本身将卜正民的说法称为“贸易畅通说”,藉此注释何以清代禁书总有丧家之犬。不外比来的研究却提出一种截然相反的思路,即“中研院”院士王汎森先生所说的“权力的毛细管感化”。 王汎森先生透露,我们经常感觉官方公布一条司法的时候,是官方透过各类管道途径敷陈你这件事情,但其实不少是经由想象、猜测来认识当局的政策和法令,加受骗时没有一套完整的禁书目录显现,所以好多时候你在认识官方的器材,你是猜的和想象的,而这种猜测、想象出来的边界,或者比实际状况还要严峻。

所以翻阅明清时期的古籍,例如我曾写过一篇文章商议志怪小说《三冈识略》,里头便显现“有目无文”,或是“自行删省”的现象。按照王先生的意思,尽量书籍跑到贸易畅通渠道中,官方无法追回,但其实在这种“权力的毛细管感化”的状况之下,编纂、作者、卖书人都或者发生“自我压制”。他们有默契地、按照官方等候地完成整个出书过程。换句话说,哪怕是畅通到贸易出书的回路,官方照样有法子影响书籍出书的内容。

大规模的集体遗忘

容我持续引用王先生、北京大学刘浦江传授的研究功效解说清代中叶的状况。陪伴着清代前期“自我压制”以及乾隆四十年月以降的禁书政策,其究竟是一种大规模的集体遗忘,至少是公家话语中的“遗忘”,人们的常识和记忆空间被从新规范了,具体地说有三种究竟:

第一个是“种族意识”稀薄,王汎森先生发如今嘉道咸时期,好多“禁书”从新出书,好比说《扬州十日志》、还有涉及“嘉定三屠”事件的书籍,那时候就能读到如许的书了。好比李慈铭读到《荆驼逸史》本的《扬州十日志》的时候,他只说“悚然增沟壑人命之感”,他感应那时候的人命怎么这么不值钱,但这似乎没能挑起我们今日想象中的“民族情绪”。

第二个是“倒错”的华夷观。北京大学刘浦江传授《正统与华夷》个中一章注重到乾隆年间显现了一种很特别的现象,他把它称之为“倒错的华夷观”。例如盛清时期扬州学派的士人像黄文旸(1736-?)这些人往往不是站在汉人的立场上来写政论,而是站在曩昔我们称为“外族”的立场上来谈,所以如许商议的过程里面,它的政治倾向和文化立场老是倾向外族王朝,并且没有任何指摘,刘浦江就用“不妨从乾嘉士人民族观点遍及稀薄”来看。

接续前两种究竟,第三就是集体遗忘,例如清代的念书人或者会感觉满洲人和明朝不曾发生过任何干系。我们都知道努尔哈赤接管过明朝的官衔,但一位清代中后期的念书人,或者遍寻书籍都找不到相关记载,他们甚至不会知道满洲是从何处冒出来的,因为官私的史书都不会去商议这些事情。

用“外国史料”发清人隐晦

站在民国初年思虑这整个过程的究竟,用我本身的话来说,它发生了一个“后清朝汗青学”的课题。我注重到部门民国初年的汗青学家,他们强烈猜忌清代文献的真实性,例如朱希祖(1879-1944)在《编纂南明史规划》说:“本期史事虽清代官修之史亦有记载。……实则扬彼抑我,实情难覩,一方且大兴史狱,破坏私史,阳以搜罗《四库全书》,阴实集结明季史籍,大举而销毁之。”或是如孟森认为清朝官方“务使祖宗所为弗成法之事,一一讳饰净尽,不留陈迹于《实录》中,而改《实录》一事,遂为清世日用饮食之恒事”。似乎清朝历来有一种规划缜密、前后一致的大阴谋。

恰是在“后清朝汗青学”的构造和脉络下,“朝鲜”起头进入第一代清史学家的视界。顾颉刚(1893-1980)回首民国初年的清史研究,认为进献最大的是孟森(1869-1938)、萧一山(1902-1978)。孟森、萧一山实在是第一代明清史人人,但顾颉刚提孟森的著作,他居然认为成就最高的是《明元清系通记》,这反而是如今较少注重到的著作。

为什么这本书这么主要?顾颉刚讲得很清楚,他说“清代对此种史实均死力为之隐晦。孟氏汇集群籍,更旁及外国史料,作为长编。以填补明清两史的阙漏,兼发清人隐晦的陈迹”。满洲人入关前的汗青,以及明清之际的很多汗青,既然清朝文献弗成信,那史家就得另循途径。我们如今翻这部书便知,里头十之七八引用自《朝鲜王朝实录》 (其时都称《李朝实录》)。

关于这一段汗青,孟森的学生吴相湘(1912-2007)说得很清楚:

民国二十年(1931)师长北游,……翌年北平馆得李朝实录,师长检阅之余,常于课室言:治明清史学者又获一新宝库,亦其新小我生平大快事;故三年之间,无分寒暑步行往北平馆,逐卷批览,札记满桌。(吴相湘,《李朝实录对于明清史研究之进献》)

1931年,孟森赴北京讲学,来年他便在北平藏书楼看到从国都帝国大学出书的《朝鲜王朝实录》,开启他行使“外国史料”发清人隐晦的进程。

另一个人人较熟悉的是明史人人吴晗(1909-1969),尤其是他摘抄的十二册《朝鲜李朝实录中的中国史料》。他也注重到朝鲜文献可以协助厘明朗清之际的汗青,在1934年《燕京学报》的一篇文章提到:“曩昔研究建州史的学者所能获得的史料只是几部禁毁幸免的明人著作和朝鲜方面的记载,个中最首要的是《明实录》。比来北平藏书楼获得一部影印本《朝鲜李朝实录》,记建州初期史实极详尽,此后我们能够拿中国、朝鲜两方实录来勘会证,从新来写明清史中关于建州的一部门的记载了。”仅举这两个例子,必然水平解说其时人注重“朝鲜文献”的配景。

朝鲜文献与明清史家

透过这个“后清朝汗青学”与“朝鲜”的脉络,我们能爬梳一张中朝关系史的系谱,例如“中研院”史语所的李光涛先生、以及“中研院”近史所的张存武先生。限于时间,我首要谈张存武先生的例子。张存武先生是山东临朐人,1929年生,1956年台湾大学汗青系硕士卒业,论文问题是《清天聪时代后金汗国与朝鲜的关系》,卒业后先在国立汗青博物馆工作,后来很快进入“中研院”近史所,直到退休。

张师长稀奇有趣的是,他就读硕士的时候曾经一段时间没问题,二年级的时候,郭廷以(1904-1975)师长问他有没有问题,张师长说没有,感觉有点压力,便跑到史语所找李光涛师长。那时候李师长正在研究中朝关系史,他从抗战时代便起头大量摘抄《朝鲜王朝实录》做卡片,李师长建议张师长研究中朝关系史。此后张师长以明末清初的中朝关系史为基地,慢慢开展研究课题,加上1960年月台湾史家获见成均馆大学出书的《燕行录选集》,更有助于仔细地研究课题。张师长的回忆录《生平絮语》本年即将出书,感乐趣的同伙能够参考。

《燕行录选集》,成均馆大学出书

从李光涛到张存武师长这一辈,继续第一代明清史家的传统,他们兼具“明清实录”、“朝鲜实录”的常识根蒂,正如李光涛师长他本身说的:“阅明清档案,须再阅朝鲜实录。”这是其时的研究者行使《朝鲜实录》时的概念。如今纷歧样,不乏研究中朝关系史,或纯粹朝鲜史的学者,不读《明实录》、《清实录》,这当然与整个分科越来越细有关。我本身的反省是,对于1960年月显现的这些汗青学家而言,他们是在熟悉明清史的脉络上,进而去读《朝鲜王朝实录》、《燕行录》,整个练习方式与问题意识与如今大不沟通。

最后简洁整顿一下今天的内容。我们从清朝的文化政策向下看,在这个“后清朝汗青学”的构造中,1930年月的部门史家强烈猜忌清朝遗留的文献,而朝鲜文献顿显珍贵且主要。在清入关前史、明清之际,以及清代前期等课题上,朝鲜文献雄厚的记述成为明清史家赖以立论的资源。

如今看来,其时这种同化着“反清”情绪的汗青学走向,不免有“拿来就用”的倾向,未能虑及朝鲜文献自己的问题。然则对于如今的研究者来说,材料的“量变”已然导致研究的内涵“质变”,能够说发生非常多新的问题与挑战。

最后,朝鲜史料的位置是什么?我们怎么去懂得它?晚近因为学科分类的关系,凡是涉及“域外”、“朝鲜”的文献,往往归于文化交流史的领域。整顿这一段学术史,我本身的收获是,包含本身在内过多地着重朝鲜文献,李光涛师长一句“阅明清档案,须再阅朝鲜实录。”是熟悉明清史料后的提醒,而非偏信朝鲜文献的断言。

(四川大学中国史青年学术沙龙每月邀请国内外青年学者做客蓉城,分享新知新见,旨在消解断代史的隔膜,拆除新旧议题的门槛,从中国汗青出发索求史学将来的偏向。彭湃新闻将陆续刊载这一系列讲座纪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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